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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或简称《通论》）是凯恩斯最有名的著作，这本书开启了宏观经济学的帷幕，也使凯恩斯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但这本书非常艰涩难读，即使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很多人也未必完整地读完过，更多是通过其他学者的演绎来了解凯恩斯的思想。在《通论》出版的17年前（1919年）出版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则是一本读者友好的著作，这本书读起来非常顺畅，而且语言犀利、风格鲜明。《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有资格被认为是凯恩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他的其他书都没有像这本书那样能够让他全部的聪明才智在一个问题上得以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尽管这本书的核心是对赔款问题的一种明晰的解析，但它绝不是技术性的论文……他的写作基调是气愤的、讽刺式的，与他的其他作品不同，充满了激情。在这本书之后，他对弄虚作假、撒谎欺骗作风的鞭挞和对这类行为的道德义愤再也没有像在这本书里这样旗帜鲜明了。

　　诚如斯基德尔斯基所言，凯恩斯在这本书里嬉笑怒骂、恣意发挥，令人拍手称快的金句不时出现。例如，“协约国不但从德国取走了所有的流动性财富，要求德国支付它根本无法承受的未来赔款，而且还要让德国一定要像繁荣时期那样进口香槟和丝绸……真可称得上贪婪的最好示例！”“在欧洲人眼里，总统（指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迟钝是颇令他们关注的事情。他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就对他人的谈话有着充分的理解，不能一眼看穿形势，想出对策，给出相应的回应，遇事也常常不知变通……而总统先生在应对这类情形的时候，则显得头脑过于迟钝和混乱了。”在一本公开发行的书中这样奚落美国总统，凯恩斯确实在写作风格上放飞自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凯恩斯辞去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职，到英国财政部工作，负责协约国内部的债务协调工作。1919年初，凯恩斯担任英国财政部的官方代表，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副手出席巴黎和会；在努力争取把自己的意见呈送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但未被采纳之后，凯恩斯极其失望，对巴黎和会要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疆界方面的条款强烈不满，同年6月，他辞去了英国谈判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职务，再次回到剑桥大学任教，并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就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凯恩斯的目的就是要在这本书中说明，这种强者强加给弱者的不平等的迦太基式和平，实际上既不正确，也不可能实现。

　　凯恩斯在这本书里充分展现了他的愤懑之情，在个人态度背后，隐含着他对欧洲未来的担忧。他要借助《〈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传达这样几方面的信息：《凡尔赛和约》理应体现宽宏的政治气度，但遗憾的是这种气度完全没有体现；他经过缜密的测算，认为和约对德国索取的赔款数额远远超过了德国的偿付能力，这必将拖垮德国的经济；战前德国是欧洲的经济中心，把德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将会对欧洲的重建产生破坏性影响，欧洲面对的将是一个前景黯淡的未来。如果按照和约的条款去执行，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低效率、高失业、无组织的欧洲，它被国内的冲突和国与国之间的仇视所折磨，到处是饥馑、掠夺和欺骗。试问：要拿什么来保证欧洲的景象不是那么黯淡呢？”凯恩斯预言，如果蓄意要使德国陷于贫困之地，复仇的火焰绝不会止息。未来如何发展，执政者的精心算盘，已然不再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处于政治历史表层之下潜滋暗长的汹涌暗潮，唯一能够影响着潜在潮流的方法，就是将那些有教育作用和扩大理想之效的力量激发起来，以此来改变舆论。坚持真理、打破幻想，消除仇恨情绪、教化人心，扩大人们的心智和襟怀，则是必然要用上的手段，这也是凯恩斯期望本书能够发挥的作用。

　　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以及凯恩斯的经济学背景，他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和约的，除了对和约进行无情的抨击之外，凯恩斯的一些经济思想也逐渐萌芽，并在这本书里有所体现。例如，在这本书中，凯恩斯强调了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性，稳定的货币体系是国内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基础，信心和不确定性对投资至关重要，等等。更重要的是，凯恩斯逐渐脱离了19世纪以来经济学领域微观分析的窠臼，开始从宏观层面来思考经济问题。从这本书到《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还有十多年的时间，但在这本书里已经隐约可以看到一些《通论》的影子。这本书不仅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节点，书中所倡导的建议在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中也非常具有建设性意义。

　　凯恩斯描述了这样一种景象：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饮着早茶，一边用电话订购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可谓应有尽有，想要多少就可以订购多少，而且完全可以期待着它们会一大早就被送到顾客的家门口。同时，他们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式，对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新兴企业进行财富上的投资，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他们就可以获得所期待的成果和收益。上面所描述的景象之所以可能发生，除了各国生产力显著提升之外，各国的疆界摩擦和关税壁垒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的限度，稳定的货币体系也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另外，较为稳定的地区秩序也为这台庞大的机械装置的交通运输、煤炭分配、对外贸易等组织体制铺平了道路。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当时的欧洲经济体系中，德国的作用十分重要。凯恩斯在书中指出，欧洲的经济体系是以德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德国的繁荣和德国的企业，是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繁荣的主要保障。德国不断加快的增长步伐，为其邻国的产品提供了出路，德国是俄国、挪威、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奥匈帝国的最大出口对象国，是英国、瑞典和丹麦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法国的第三大出口对象国。这些邻国又可以通过非常低的价格，从德国企业那里交换到它们所亟需的产品，德国是俄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匈帝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同时，德国还为一些国家提供了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一战之前，德国向境外投资的总额达到12.5亿英镑。而且，德国还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它们所同样亟需的组织管理体制。莱茵河以东的所有欧洲国家都被纳入到了德国的工业轨道上来，它们的经济生活也被相应地进行了调整。

　　为了理解为何会产生上述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战前德国的经济基础。一战之前，德国经济主要依靠以下三大要素：一是以其商业船只、殖民地、对外投资、出口、海外的商业联系为代表的对外贸易；二是对煤炭和铁矿的开采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工业；三是德国的运输和关税体系。经过一战，德国几乎失去了全部殖民地、海外联系、商业船只和国外的产业，割让了十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三分之一的煤矿、四分之三的铁矿，德国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的关税、条例和禁令必须在5年内对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实施最惠国待遇，而德国却不能从其他国家获得这种待遇。大战还造成了200万青壮年死伤，人民饱受4年的饥馑之苦，背负着巨大的战争债务，通货贬值、购买力大幅下降。

　　除了上述损失之外，德国还面临着不可承受之重的赔款。凯恩斯估计，德国可以承受的赔款在20亿英镑左右，但合约实际上可能要求德国赔偿80亿英镑，这么大的金额德国无论如何是无法赔付的（在1921年的伦敦会议上，最终确定德国赔偿金额为1320亿金马克，凯恩斯在《条约的修正》中给出的数据显示，换算成英镑为66亿英镑）。凯恩斯甚至指出，那些认为德国在战争赔款方面每年的赔付金额可以高达数亿英镑的人士，对于他们认为这种赔付当以何种具体的商品来给出，这些具体的商品又当以在哪些市场上来出售，应该做出明确的说明。除非他们能够详加说明，为他们的结论提供某种坚实的论证，否则均不值得被我们接受。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这么离谱的赔偿金额呢？凯恩斯提供了一个理由，战争的巨额支出、价格飞涨、通货贬值，使得价值单位完全无法稳定，这让人们在涉及财务方面的数字和量值时完全丧失了正常的理解和判断力。瑞士经济史学家托比亚斯·施特劳曼在《债务、危机与希特勒的崛起》一书中认为，真正使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是1931年德国的金融危机，当时德国既要支付一战的赔款，也因1920年代借了大量外债，引发了德国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崩溃，并产生了全球性影响，而德国自身的危机也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凯恩斯认为，和约打击的是欧洲的经济组织，而这种组织上的破坏会进一步削弱整个社会本就减少了的财富。煤炭和钢铁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所以，在煤炭和钢铁之间建立起来的经济边界，不仅会降低有用商品的生产产量，而且因为政治条约的规定，或者在合理的产业布局上设下的诸般障碍，在运送钢铁和煤炭方面，还会白白浪费大量的资源。凯恩斯认为，假使欧洲对煤炭的供给分配陷入混乱，法国可以首先得到满足，其次是意大利，其他国家只好各安天命，碰碰运气了，欧洲工业前景会变得无比灰暗，而且很可能会爆发革命。观念的力量至高无上，任何流传中有关希望、幻想或复仇的教导，都会被听取。

　　在和约的商定过程中，主要有法、美、英、意四国首脑，其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也有译为“克里孟梭”，本文参照李井奎的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带着他所倡导的“十四点计划”来到了巴黎和会，决意要坚持公平与正义，这也导致克里蒙梭在和会上对德国所提出的要求都饰以自由和国际平等之类令人敬畏的词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和会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他更在意能够带一些好处回国，好向国内的民意交差，从而赢得国内人民的支持。

　　普法战争（1870-1871）之前，法德两国人口大致相当，但德国的煤炭、钢铁与航运彼时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所以法国的财富远在德国之上。即便是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之后，两国在实际的资源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普法战争之后，两国的相对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1914年，德国的人口要比法国多出70%左右，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制造业和商业国家，在技术上的精熟，以及在生产未来财富方面的手段之精巧，举世罕有匹敌。相反，法国的人口则停滞不前，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相对于其他国家，法国在财富以及财富的创造力方面，已经是远远落后了。

　　虽然法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克里蒙梭心中，法国的地位仍然是极不牢固的。他认为欧洲的内战将来会经常性地爆发。法国的政策是要让时光回溯到过去，竭尽所能地将1870年以来德国所取得的进步一笔勾销，利用减少其领土的办法以及其他的措施来减少德国的人口。更主要的是，要摧毁德国的经济体系，这乃是它可以蓄积新的力量的全部凭借。因此，德国所依赖的钢铁、煤炭、运输必须予以摧灭。由于为一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签订做出了重要贡献，克里蒙梭甚至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胜利之父”。

　　在这本书的开头，凯恩斯对欧洲的人口、组织体制、社会秩序、社会心理状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特别强调了信心、不确定性和预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凯恩斯指出，19世纪新富裕起来的阶层，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消费支出，与即时消费所得到的愉悦相比，他们更喜欢投资带来的权力。事实上，正是这种财富上分配的不公平，才使得固定财富和资本改良的巨大积累成为可能，这种积累把那个年代与其他年代界分了出来。而资本主义得以存续的主要理由，实际也正在于此。但进行积累是有条件的，资本家对未来有信心和良好的预期才能够进行投资，否则必然会抑制资本家的投资热情。这也是凯恩斯后来在《通论》中所着重强调的对投资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凯恩斯关于货币作用的一些思想在这本书中已经有所体现。一战之前，各国通货均与黄金挂钩，彼此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货币基础，货币之间的汇率较为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资本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此时，凯恩斯还未将黄金称为“野蛮的遗物”。一战将这一切都打碎了，一战之后，欧洲货币体系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然十分严重。各个交战国的政府，或者软弱无能，或者鼠目寸光，在无法通过贷款或税收的方式取得它们所需的资源之时，便开始大量印制钞票来平衡支出。

　　根据凯恩斯在书中给出的数据，德国流通的货币量大约是战前的10倍，如果按照黄金来衡量，则德国马克的价值大约为其之前价值的八分之一。法国的货币流通量是其战前水平的6倍，以黄金衡量的法郎交换价值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二。意大利的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5倍或6倍，以黄金衡量的里拉的交换价值约为战前的一半。而俄国和奥匈帝国，它们的货币贬值到了对于对外贸易来说已经毫无价值的地步。货币体系紊乱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商业失去了真正的特征，变得比投机交易好不到哪里去，价格的波动彻底摧毁了正常的商业利润。由于货币经济的崩溃，国与国之间以货易货的方式开始盛行。凯恩斯指出，在战后的中欧和东南欧交易中，货币很少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交换价值度量标准。

　　凯恩斯在书中引用了列宁的那句广为人知的话（据考证，这句话并不是列宁所说，而是另一位布尔什维克拉宁所言）：要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破坏它的通货。通过持续地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在隐蔽、不易察觉的方式下，将国民很大一部分财富予以没收。凯恩斯看来是比较认同这句话，认为要推翻现行的社会基础，再也没有比破坏通货更诡诈、更拿得准的手段了。这种方法发动了经济规律在破坏方面的一切隐蔽力量，以一种百万人当中都不会有一人发觉其病源所在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同时，凯恩斯强调了汇率问题对于国际借贷的重要影响。他指出，一个顾及其未来信用和信誉的贸易商，即便真的有人为其提供英镑或美元的短期信用，他在是否接受这一信用上也会显得不太愿意或犹豫不决。如果接受这一信用，他欠下的是英镑或美元，但是出售产品之后换得的则是德国的马克，一旦偿还债务的期限到来，他将这些马克换成需要偿还的那种货币的能力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汇率的这种作用机制在现在也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就是因本币汇率大幅贬值所致。